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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文化事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加強廉政文化構建，對於推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具有戰略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借鑒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拒腐防變能力。文化是人的活動及其文明成果，在歷史長河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積澱或凝聚的結果。廉政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我們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有力思想武器。
　　四川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資源大省。有效挖掘四川古代文化中的廉政典型和吸收古代政治文化生態中的廉政方略，加以借鑒和弘揚，對於當前四川上下凝心聚力，為實現“兩個跨越”、譜寫中國夢四川篇章有著積極的影響。
　　□劉彤
　　廉政典型與廉政文化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川古代歷史上，愛民如子，胸中具有百姓情結的官員不乏其人，這些都是古代廉政法治文化遺產，值得倍加珍惜和廣泛傳播。東漢時期的第五倫是有史記載以來四川的第一位廉政典型，據《後漢書》記載：“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椽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
　　諸葛亮自身可以算得上是清官，更是古代官員中主動公佈財產的第一人。他在《自表後主》中公佈了自己的家產：“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作為蜀漢丞相，這些田產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他的家人不靠裙帶關係混飯吃，而是和百姓一樣從事農桑來維持生計。俸祿之外，不搞經營，也不依靠別的收入發財致富。諸葛亮以個人的人格魅力勾描出了中國人心目中完美的“千古一相”模本。
　　白居易、元稹先後出任西蜀官員，均是清譽有加。尤其是元稹在通州(今達州)“熟視民病”，在接替刺史職務僅七個月中，治理水患、整治吏政，老百姓設“元九登高”節來紀念。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誌銘》中寫到：“(元稹)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意思是老百姓為了感激元稹，連給自己的子女們取名都用元稹的姓或名。
　　這樣的歷史典型不勝枚舉，他們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對四川人民懷有深深的感情，並將這種感情付諸於執政的具體行為，構築起難能可貴的四川廉政文化典型體系。古代廉政文化典型作為一種優秀的文化結晶，具有很大的、特殊的教化作用。當下，通過各種教育方式和途徑，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思想，教育、熏陶全體社會成員。使全社會營造出一種人人崇廉奉廉，羞於腐敗、恥於腐敗和不敢腐敗，使腐敗分子成為“過街老鼠”的良好環境，從而使人們在獲得知識、得到藝術享受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受到了廉政教育，思想得到升華，為廉政文化的建設提供強大的思想保障。
　　廉政方略與廉政文化
　　2013年初，王岐山說，反腐敗要標本兼治，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四川古代歷史上對於國家廉政制度的貢獻比比皆是，這些也是廉政文化遺產的重要體現。
　　在中國吏治史上，諸葛亮堪稱千古廉政的楷模。他不但有廉政思想，也有廉政實踐；不但以廉政治國，也以廉政律己。諸葛亮的廉政思想與實踐是四川寶貴的文化遺產，並對當今的廉政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諸葛亮對部下賞罰分明，曾提出過考察賢才的七種辦法，即“知人之道有七焉”；對子女嚴格要求，《誡子書》和《又誡子書》是諸葛亮臨終前寫給兒子的，前者講修身與為學，寄予了諸葛亮對後人的殷切期望，後者則專談飲酒，教導嗣子如何正確地對待飲酒之事，更試圖以此影響當時的一批“高幹子弟”們。
　　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制度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建設社會主義行之有效的廉政方略和法律制度，從而通過信法、守法、用法、護法而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古代社會中形成和流傳的廉政方法，固然包含許多封建色彩，我們應該去其糟粕，保持文化吸收的警惕性；同時，更應該取其精華，在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攝取制度建設的營養。
　　（作者系四川傳媒學院副教授、編導與戲文系副主任）
　　（原標題：四川古代文化對廉政文化建設的啟示）